吴俊︱写作，跃然纸上的诗人张新颖

我读大学的那几年，正是校园诗歌勃兴气盛的时候。复旦诗社的名声几乎也是如日中天，这话假如不算夸张的话。更有幸沾光的是，复旦诗社第二任社长就出在我的寝室。只是那时，张新颖还没进复旦。他是在我毕业一年后才进了复旦中文系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依然是诗歌的年代。而我在认识新颖后好长时间，并不知道他是个诗人。这很像是新颖的为人，低调，不炫，潜伏得很深。

新颖是学者，批评家。这是我们的共识，也是他的学界形象定位。我不清楚复旦的老友们是怎样看待诗人张新颖教授的。前事不多追溯了。在《沈从文精读》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相继出版后，我正给中文系上鲁迅和沈从文的选修课，有时也要做讲座之类，新颖的这两本书正是我所用的主要参考书。有次因为我的书被学生借去一时失踪，不得已还请新颖兄火速寄赠了两本。新颖把沈从文一生截而又连成了两半，不管何种原因，他是先出了《后半生》。也许这有点冥冥之中的隐喻。在我看来，从文先生前半生藏不住的才情和傲气，或许还带着乡下人的耿直脾性，他有点炫才且无忌了。待到了后半生，特别是经历过人生的巨大危机之后，他的心性显然发生了转折性或蜕变性的改变。内秀而守拙，超脱而有度，助成了从文先生人生境界的又一种大圆满。新颖心性该是更近于从文先生后半生境界的吧。

假如他活在从文先生的前半生，可能先就成了诗人，保不定做不成学者了。但他先进入了从文的后半生，于是诗人学者一起做了。代价是必须克制自己的激情。这样也好。诗人润泽了他的学术，学者助孕了他的诗歌。从审美上看，更多是诗歌、诗的精神和想象，成就了新颖的文学学术人生。只有了解到这一点，才能恍然大悟，为什么他的沈从文研究浸透了诗情的思绪。新颖的学术思考及其表达方式，并不只在其形式，都有着我们所少有的诗人情怀的感染力。骨子里他就是个诗人。一个内省、纯粹也稍有点孤癖的诗人。

新颖是诗人，但他并不以职业的方式写诗。他对于诗歌的尊重，倒是表现在他的写诗方式上。他把诗歌当作了自己一切表达的可能方式。写诗本身似乎变得不重要了，但同时又是他的写作中最重要的方式。他投身于诗歌，在写诗中成为了自己。某种程度上，他在世俗中摆脱了诗人的羁绊，哪怕只是一种符号。但他获得了诗歌的日常和精神的随性。写诗和写论文，对人的心理暗示和认同是绝不相同的。写论文的只能是专业学者；即使“民科”也不能成为合格的对话者。人文学术在此相同。写诗却因人而异，并非只有诗人才写诗，并非写诗者就是诗人。在一般意义上，写诗只是一种将内容抽象化表达的书写方式。可能近于文学，也可能是哲思笔记，甚至不知所云的意象和概念、词语的联缀。最奇特的是，写下的诗歌可能并不被书写者当作是诗。连这种写作也成了诗歌意外成就的一种行为艺术。我觉得新颖并没有作为自觉的诗人在写诗，他是在写作中自然地成为诗人——他的诗歌在诗人诞生时获得了自己的特定形式。

这不是我的诗学，更多是新颖的诗、他的解诗和我对他的理解所得到的一点感悟。因为新颖身内住着一个诗人，他的内心生活就和我们不太一样了。我不知道作为诗人的新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新颖教授。通过他的诗歌，我倾向于认为，诗歌和诗人的生涯使他更加能够理解对象和世界的丰富性、暧昧性。他有了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，或者还有有限性的觉悟。一个人，包括学者，当我们用知性知识面对世界时，学术只是一种纸上的逻辑。我们和实在的世界总是隔了一层又一层。学术的自足看起来也因此获得想象的满足。然而，能够跃然纸上的生命激情和生活实在，只能是审美的情感倾向及其流露方式。在学者的生涯中，新颖因为有了诗歌的加持，他的内心更加坚定地充满了温情、善意和友爱。虚怀若谷才能接纳和善待人间万物。这也是我理解到的学者新颖体现出的魅力性格、人格和阔大胸襟。

可以说是诗人新颖帮助学者新颖更多地反顾、回到自己的内心。喧哗与骚动都不再能动摇他。他与这个世界好像是在渐渐拉开了距离。但这只是一种偏向。另一种看法，这也许是新颖拥抱世界、投入现实的方式。诗歌成为他身心两面联结世界的介质。我不评价新颖的诗，我想明白的是诗人新颖的内心和情怀。特别是在久违之后，一想到新颖教授原来还是诗人，就使我感到释然。你就此能知道诗歌和诗人在我心中的分量，即便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。——这都来自于新颖给我的信心。不同于职业诗人，新颖是一个沉浸、漫游在诗歌里的写作者，连同他的学术生涯。因为是老朋友，我读他的书，读他的诗，熟悉到往往见出了沈从文。谁说从文先生不是个诗人呢。